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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贫民窟改造新模式: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DCLT)

「定海谈」010 贾思敏:达拉维不是贫民窟

讲述:贾思敏·瑟露嘉(Jasmine Saluja,建筑师、规划师)

主持:陈韵(「定海桥互助社」发起人)

时间:2015.11.9 周一 18:30-21:30

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定海港路252号定海桥互助社

语言:英语(关键处配简单中译)

 

本文来自:

澎湃新闻 冯婧

 

达拉维(Dharavi)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曾出现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2014年12月,印度孟买政府举行了一次国际公开竞赛——再造达拉维创意征集(Reinventing Dharavi: An Ideas Competition),共有来自21个国家的团队参加了竞赛。最终获得第一名的团队叫做Plural——唯一的印度本土团队。

Plural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设计团队。目前团队共有6人,成员都有各自丰富的专业背景(平均工作年限15年),包括在开发商工作的规划师、经济学家、律师、城市设计师、社会学家、建筑师。团队成员是之前便合作过的朋友,借助这次竞赛机会聚在一起,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完成了比赛。在获奖后,团队才正式注册。

 

11月,由西天中土机构组织的中印城市研究工作坊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Plural设计团队成员Jasmine Saluja带领印度的学生参与了工作坊。Jasmine在孟买大学卡尔维亚建筑和环境研究学院(简称KRVIA)任教,在研究生学院兼职建筑讲师,每周在学校工作两次,平常是自由职业建筑师,有丰富的绿色建筑经验。11月9日,Jasmine在定海桥互助社分享了Plural团队的达拉维贫民窟改造获奖方案,展示了不同于传统贫民窟改造的新模式。本文翻译整理了Jasmine Saluja的讲座内容,以及后续讨论、邮件采访内容。

 

印度最大的贫民窟是什么样子

What is the biggest slum of India — Dharavi look like?

 

达拉维(Dharavi)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如果你坐飞机到达孟买,飞机会掠过达拉维,所以达拉维是孟买的第一城市印象。Jasmine纠正了几个关于达拉维的误会:首先,达拉维仅仅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其他国家还有更大的贫民窟,如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其次,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并没有反映达拉维的真实生活。

 

重要的经济地位

Important economy position

 

达拉维不仅是贫民窟,也是居住和工作混合的城市功能区。它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经济产值达10亿美元。如果达拉维不存在,那么孟买这座城市就会崩溃,因为住在达拉维的人们用自己的工作支撑着孟买城市的运转。

 

达拉维的产业包括各种回收产业(金属、玻璃、纸张、塑料等)、家庭作坊(肥皂、首饰等)和小工厂(餐饮、陶瓷、皮革、服饰等)。可惜的是,一般的调查研究并未深入理解这些非正式的工作、生活和休憩之间的运作系统。在达拉维,你想做任何生意都可以,你需要知道人们想什么、喜欢什么、怎么做以及怎样向市场销售,居住在达拉维的人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模式。

 

 

缺乏深入全面的理解

Lack of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一直以来,人们对达拉维的认识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在政府、NGO、开发商、建筑师、居民等不同利益群体的眼中,都有不同的达拉维。

 

2006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对“贫民窟”有如下定义:聚居在城市某个地区同一屋檐下的一群个体,其居住环境缺乏以下的设施保障(slum household is a group of individual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in an urban area who lack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five conditions):持久耐用的住房(Durable housing)、足够的生活空间面积(Sufficient living area)、拥有干净的用水(Access to improved water)、拥有卫生设施(Access to sanitation)、保证土地的使用权(Secure tenure)。对印度的贫民窟而言,后面两点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保证土地的使用权”。

 

超高人口密度

Super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达拉维有非常高的人口密度,孟买的人口密度是296.5人/公顷,达拉维的人口密度是1420.5人/公顷(这里按照面积204公顷,人口34万计算),而上海的人口密度是36.3人/公顷(2010年数据)。关于达拉维的人口统计,一直没有确切数据,不同机构有各自的统计数据,估计人口在30-130万之间,因为这里的居住情况非常复杂,流动性也非常强,一套房子可能白天租给一批人,晚上租给另一批人。而住在这里的人也不都是穷人,也有很多靠打工正常生活的人,普通工人的收入大概每月3000元人民币,加上达拉维的消费非常低,生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贫困。

 

复杂的土地及房屋关系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of land and housing

 

达拉维的土地共有240公顷,其中18%属私人所有,其他土地都属政府的不同机构所有,但这些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对话,所以无法达成一个整体改造计划。多数住宅是非法建筑,但根据印度法律,居民有居住在达拉维的权利,政府无权把居民驱赶出去。这些住宅之间存在活跃的交易,在达拉维的房东和租客之间,并非单线连接,中间有环环相连的不同群体介入,如土地一级承租人、土地二级承租人、房屋二房东、土地三房东、中介机构、类似黑社会的保护机构等。这个复杂的房屋租赁关系体系,通常在政府的规划和改造计划中是被忽视的。

达拉维有不同形态的建筑,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界面。达拉维现有的非法住宅都是由居民用当地材料一层一层向上搭建的,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绿色建筑”,因为使用的都是当地现有材料。而且孟买的很多建材也都是在达拉维生产的,比如木料及塑料的回收与再加工。

 

 

政府的改造计划

Redevelopment plan from the government

 

在过去20年里,政府也请国际知名的建筑事务所做过达拉维的改造规划,如2008年请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做的规划方案。印度政府近年提出这样的政策,要在2020年,让所有印度居民都有自己的房子。对政府推出的具体政策,印度各界也在期盼,而像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无疑是工作重点。

对于达拉维,政府希望通过改造的方式,把建筑合法化,主要通过开发商来重新建设这片土地,给开发商更多纵向空间上建设的可能性,以此换来更多地面建设空间。一方面解决现有居民的居住问题,同时也让政府获得土地开发的价值。

达拉维在19世纪就有了雏形,最早是一个渔村。随着英国在孟买的殖民统治以及纺织业迅速发展,孟买涌入很多工人。达拉维开始吸引不同地区、不同技术和不同文化的移民。

 

来到这里的人,有不同的谋生技能,因此达拉维被分成一个一个小社区,每个小社区的人擅长同一工种。有的社区专门制造皮革,有的缝制衣物,有的做手工刺绣,有的做珠宝加工。于是,不同宗教信仰的和地区的人都会为谋生而来到这里,努力工作挣钱,把达拉维作为通向孟买的一块跳板。直到1969年,随着住房和工厂的大规模出现,达拉维真正成为了孟买的一部分,1971年达拉维被正式称为贫民窟。由于地处洼地,政府没有开发兴趣。后来土地被修理平整,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居民,产业有了发展,而政府仍旧认为达拉维的土地价值很难激活。

 

 

2008年,一个来自纽约的建筑师Mukesh Mehta 为达拉维做了一个规划,并算了一下达拉维的土地价值。现在的达拉维位于孟买市中心,周边被便利的火车线路和站点围绕,紧邻大片绿地公园,以及高档商务中心Bandra Kurla Complex,里面入驻了不少国际企业和商业设施,还有一个高档板球运动场。巨大的土地和商业价值,让政府恍然大悟,原来达拉维这么重要。

 

政府当然希望能改造达拉维,但受制于制度、法律和政府效率的制约,一直没有好的实施方案。这个来自纽约的规划方案,造价是24亿美金, Lutz Konermann还拍了一部相关的纪录片《待售的贫民窟达拉维》(Dharavi- Slum for Sale)。

 

达拉维最早的改造计划,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这样规定:只要能给现有居民提供免费住所,获得居民同意后,开发商可以在现有土地上把楼房加高,让房屋合法化。但问题是,有些居民会被临时安置到城市的边缘地区居住,可能要住很多年,由于孟买的交通不便利,他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不方便。所以,后来又调整了政策。

 

目前在达拉维运作的改造计划叫做贫民窟再发展计划(slum redevelopment scheme)。开发商可以去购买土地,只要有70%的居民同意搬迁,项目就可实施。但条件是,首先要在项目地块范围内,建设安置房供居民暂时生活,对居民的补偿(针对2000年之前住在达拉维的居民,2000年之后入住的居民就无权享受)为每户提供25平米的新住房(达拉维每户家庭的人口约6人)。这样居民可以获得合法的房屋。

但这个计划仍然有问题,只有建筑,却没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如教育、医疗、运动等。而且重建的住宅质量不高,就是简易的板间房,设计糟糕,建筑的间距也很小,就像中国城中村的“一线天”。开发商只负责前5年的维护,5年后的维修成本就要居民自己承担。达拉维的基础设施本来就不好,居民继续住下去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就把房子转租出去,房屋质量就越来越差。

 

独特的居民自组织—Nagar

Unique resident self-organization — Nagar

 

在2014年底的竞赛中,政府将达维拉地区分成了5个地块。Plural团队认为,这样的区分显示出政府对达拉维的不了解。他们在规划中,使用Nagar作为最小的规划单位。Nagar是一种独特的居民自组织,是自发形成的社区。每个Nagar都不一样,依据工作类型、故乡老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区分。Plural团队将达维拉地区的156个Nagar作为出发点,以居民的需求为中心,提出了三个基本的问题:居民需要什么?可以提供什么?如何实现?

为了解居民需求,Plural团队和当地NGO组织合作,借助该NGO的场地,进行了一周的调查。调查方法不是发问卷,而是请居民来聊天,还提供茶水、饼干和糖果。他们希望了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Nagar的人有什么需求,针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沟通技巧。这些沟通技巧基于一些游戏理论,其中一个游戏是把人们的愿望画到地图上。让参与者写下对新达拉维的3个愿望,经过沟通之后,让他们选择最可能实现的那个,这样就通过装置创造出达拉维的愿望地图。

在其他项目中,Plural团队也探索了不同的沟通方式,比如儿童游戏,儿童可以在游戏中采取移动来回答问题,不必回答正式的提问。

在达拉维的聊天过程中,Plural团队有不少有趣的发现:

-孩子们表示,7年级以后,没有提供英语教育,所以很多孩子就不上学了。

-居民希望有干净的环境,这个干净不是指没有垃圾,而是希望能提供基础市政设施,居民说,只要能提供基本设施,他们可以自己维持环境的整洁。

-一些年轻人说,自己最希望能有一些运动场地,能踢足球。

-一些家庭妇女说,希望能有就业培训机构,帮助她们找到工作。

 

“自上而下”结合“自下而上”的合作性控制策略

Collaborative controlling strategy combining Bottom-up and Top-down

 

基于调查研究,以及成员自身经验(团队里的规划师在开发商工作,参与过达拉维的房屋开发;另一位律师也处理过达拉维的土地纠纷案件),Plural团队认为达拉维是一个紧密的网络,一个完善的城市生态系统,所有事情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需要一个合作性控制策略。最终,他们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结合“自下而上”的策略,目的是让达拉维这个紧密网络和整个城市融合在一起,而策略的具体内容要基于对达拉维这个生态系统的深入理解。

Plural团队研究了达拉维几个重要产业的运作系统,包括塑料回收、纸板回收、家庭作坊、衣帽制作,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计算碳足迹,观察记录人如何在这些系统里生活。研究发现,80%的居民在达拉维既居住也工作,而且很多人所有的活动范围都在同一个地方,或位于步行可以到达的距离。

最终,团队没有提出一个空间的规划设计方案,而是提出“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DCLT)的发展模式。社区土地信托模式在欧美国家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受到印度传统上甘地和巴韦思想的影响,Plural团队提出了基于达拉维贫民窟现状的新模式,即把土地价值和建筑物价值分离,土地属于共享资产,居民可以享有住宅的使用权。

 

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DCLT)

Dharavi Community Land Trust (DCLT)

 

与一般社区土地信托不同的是,受托人委员会(board of trustees)的构成如下:

三分之一是土地的拥有者;三分之一是社区,包括每个片区的房屋拥有者和租客;三分之一是邻里街坊,包括官员、NGO、委员会专家等,与整个系统进行连接。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部分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力,所有决定都需要75%的同意率才可以通过。租客这个通常会被忽略的群体也拥有决策权力。

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方式

Bottom-up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odel

社区参与的模型是一个金字塔模型,最底层是所有的居民,居民注册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填写信息,而是通过具体的活动参与,包括聆听、教育、创造和执行;上面一层是Nagar层面的代表,每2000名房屋拥有者和2000名租客中各选出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可能是在居民中有威望的人),通常一个Nagar约有6000人;再往上面一层是分区层面,5个分区各选出一个房屋拥有者代表和租客代表;最顶层是由5个分区代表组成的社区土地信托委员会(共10人)。

金融模型

Finance model

 

金融模型供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种子基金,来源包括不同的机构基金、部分土地抵押和企业社会责任(CSR),这些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廉租房,包括购买土地、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及住房。第二阶段是运作和维护基金,来源包括建筑的出售及置换,以及土地租赁。第三阶段是支持基金,可以让社区土地信托成为小型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可以产生收入的金融模型,而且过了一定的启动期,就可以独立运作下去。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在规划建筑设计层面,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空间形态规范(Form Based Code),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规范性规划、城市设计规划、空间形态设计标准、公共空间设计标准、建筑设计标准,最终目标是低层高密度社区。

针对不同的空间,提出了不同的设计策略。一些大尺度的规划,需要采用“自上而下”的规划方法,比如环境影响评估规划,以及与水相关的规划。在公共空间领域,Gallis是贫民窟独特的街道,它们既是街道,也可能是学习、聊天、休息、礼拜祈祷、社区合唱队演出等各种活动发生的空间,可以把这些社会性空间转化成宝贵的基础设施资产。此外,他们还建议营造更多混合功能空间,以提高空间利用率,同时在达拉维内部,完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和设施。

居民可以请专业设计师来进行设计,也可以自己设计。有趣的是,Plural团队没有提出一个设计方案样板,因为他们认为设计需要居民参与,不想做一个假题设计,真正的设计方案是在现实中出现的。

 

“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的未来实施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of DCLT

 

由于获得竞赛第一名,在过去的近一年时间,竞赛成果在印度不同地区进行了移动展览,Plural团队也参加了无数的政府及学术会议,最密集的一次是两天内进行了十次汇报。

虽然得到了政府和专家的认可,政府、私人机构、公共组织和NGO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落地的方案,但是方案落地的最大挑战,还在于社区的规模和社区参与。达拉维有众多的人口和社区,首先就需要挑选愿意合作的重要社区,因此启动项目非常重要。

但想要真的在达拉维推行他们的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达拉维对于孟买甚至印度都太有名了,而且政府还不愿放弃其巨大的经济潜力。现在的孟买,大概有90%的人都租房子住,只有10%的人才买得起房子。达拉维的居民也在等待更合理的改造计划,不愿搬走,他们说,即使这辈子没法得到改善,也要把遗产留给孩子。

虽然暂时没法在达拉维实施方案,Plural团队还是借助这次竞赛的成功,获得了其他发展机会。在经济上,他们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几乎是在免费工作——竞赛官方网站上显示,第一名的奖金约10万人民币。但他们仍然依靠其他工作的收入,继续推动“达拉维社区土地信托”落地。

 

他们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给他们承诺,可以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贫民窟,实施“社区土地信托”的发展模式,政府会提供政策许可,但团队要去自己找启动资金约144万人民币(1.5 crore INR,1500万印度卢比)。虽然他们预期的资金不高,但落实资金并不容易。另一个计划发展BRT的政府机构也愿意和Plural团队合作,在孟买未来的BRT线路上发展保障房项目,希望可以在保障房领域实施“社区土地信托”的发展模式。比起贫民窟改造,在保障房领域进行实践会容易很多,同样也会为孟买带来巨大改变。

(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帆、张玥、方晋和罗瀚亦对翻译整理有贡献,特别感谢西天中土和定海桥互助社)

 

徐光祖老师对“绘画班家庭口述史”的动情评论

华师大社会学本科生&徐光祖老师交流会
时间:2015年7月10日14:00-17:00
地点:定海港路252号2楼
报告人员(部分华东师大社会学系本科二年级“城市社会学”课程学生):周晟超、周伟杰、郁庆云、赵皓玥、何霁宇、胡叁、王遂 邃、李素文、张荣瑾、厉奕、刘蕴奕
与谈嘉宾:徐光祖老师(定海桥儿童绘画班指导教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江苏省青少年美术教学一等奖)、李丽梅(华东师大社会学系讲师,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博士)、朱宇晶(华东师大人类学研究所讲师,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陈赟(华东师大人类学研究所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人类学博士)
主持:陈韵(定海桥互助社发起人)、王硕(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硕士二年级)
出席: 赵伊人(复旦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硕士毕业)、朱恬骅(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在读)、张一铮(艺术家)、居蒋昊(上理工本科生, 房东儿子)、周晟杰(工程技术大学摄影系毕业)

徐光祖老师(定海桥儿童绘画班指导教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江苏省青少年美术教学一等奖)在华师大社会本科生分享他们对徐老师所教授的绘画班学生进行入户调研的结果后,说:(以下录音由朱恬骅整理)

2015-07-10 141643

“半年的绘画教授实践,十几组学生各自数小时的家庭访谈——这两种接近定海桥的方式能够给予我们不同的图景吗?”

我从来没有读到什么社会学,但好在我是个人,是社会中的一个,那么我年纪稍微大些,我略微来讲一些。我刚才一直在听,我也在思考这个社会学哎呀我从来没学过,但是我是怎么从社会里蹦出来的,这个可能是我稍微有些说的,因为我的年龄和经历跳得很大的。你们刚刚在讲的这些什么东西,你们讲他们怎么苦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这辈人经历来得比他们更苦。我当时就是很累的时候,我自己当时很累的时候挑那个牛粪啊,我当时的时候——你们几岁啊?(20)比你们还小。18岁的时候。我就挑127斤。走10里路,挑10里路。当然咯,这时候听毛主席话嘛,我们就是接受什么再教育嘛。但是上海上山去的知青都吃苦,也不是我一个。在挑完以后我记得最最清楚的,人是很累,很累的话就是躺在猪棚里的,就躺下去,躺下去很香,那时候我们苦过。所以你们在讲的这些,我感到没有什么,好像一点也没有触动我。没有触动我。讲来讲去,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呀,都知道的就是讲。但是有一点我先肯定,现在的你们这些学生都很认真,真的,也很听老师话。刚才老师,尤其这位老师讲得很专业,真的真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那么我是外行,我就讲外行话。那么我可以随便讲啊对不对。我刚才就在想,这么做什么意义?你们跑过去这么搞,就这么过去。我现在叫你去采访,你采访对象是韩正的儿子,我看你笑还是怎么样,什么态度,但是你去采访他,采访的效果是什么。刚才你们老师都讲了。你们讲的都不错,但触动我的,还是他的一句话,采访到一个人,一个阿姨,来了以后让你们坐,然后讲,讲啊讲哭了。如果我去采访的话,觉得这个来了,这个来了,采访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来了,为什么哭,她那么大一个人了,她从老家这里到上海来,蛮好的,小孩念书么什么都还,那么她为什么哭?那么我感觉到呢,采访什么,这种东西,刚刚想到几个词,他那种情感的东西,他家小孩要上课啊什么东西,这当中的情感的东西。因为我在农村呆过的,我知道他们朴实。他到了上海以后,讲到孩子什么的,他的情感什么的,他们的精神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讲跟他上去的话刚才老师拔到高度了,那么我感觉第一个就是心灵沟通。其他的讲,他到新疆他到黑龙江,他们在定海桥,没意思的呀,心不在一起啊对不对。当然我是这么说的你叫我讲社会理论我这个不知道,就当这个就是,哎,这个,同学方面老师,老师都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老师再……

还有就是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我刚刚也知道,不管你是酒吧也好,不管哪里也好,现在二楼这个地方是空的,那么以后好来了。这里可以设一个什么,姓名教育,现在她到这里来了,你们是不是上课两个人在这里等着吗,或者你们结对子,那个采访了叔叔嘛,那个采访那个把架子放下来,而且怎么采访呢,他们来,也不是专门来采访的,你说孩子教育的,叔叔我来请教你几个问题,这是不是采访?我请教一些地方,我不懂。为什么要培养孩子?我们要【诚恳?】,一两句话就跟你搞定了。当然你们具体要其他的一些什么数字什么那个是的,但这个就我认为【不重要】。当然我不是专业的,我总是从情感从精神这个方面去。其实大家随意的话,随意了就进去了。现在不要看他是外地人我是大学生,他或者高的,在表面上他是叔叔啊阿姨,心里还是我是大学生,怎么样,不行的。一上去他就是市长!他就是你首长,或者是长辈,我要去请教。其实我不懂得啦,我来学习的啦。他是来给你们站住几个点,真的真的很好,而且这样做起来社会学其实就是很有趣的。而且再下去这个会变得很美丽的,因为本身就是心灵上的呀。那么知识上面你们老师都有的,所以刚刚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东西要把表面上的东西,要的,现实的东西怎么样等等等等。我倒关注的是他们来了以后情感上变换了没有,本来很朴实的,一到这里来好了,到这里钱多了他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对不对啊。还有刚刚老师也讲了,某一个个案,个案那么广的,每一个个案拼起来就是一个这个。那么每一个个案给我下去,要像我们当过老师一样要备课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这个后面的准备是什么,我准备请教什么问题,抓住什么,然后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开始主要要做一下功课。

那么这样的话我讲到现在派什么用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社会学的。因为怎么样呢,我生活中,最感动过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讲给你们听。那么这么一讲又要讲出去了,现在心灵鸡汤什么的很多的,其实我感觉自己比较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其实我其实我就在年轻的时候呢,我去那个【???9:49】,在【快毕业】的时候呢学校里的老师就给我了一本莫扎特的那个那个A大调协奏曲,当时呢就是准备留校的,留校的名额没有,然后呢到地区的工厂呢,已经是借用了,也没有,然后呢就是回去,我又回到我插队的地方。那个皖南山区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我就分进一个中学里面,中学里面。去了以后呢他们那个中学是什么中学呢,中学哦,就两排平房,一排平房三个教室,啊初一初二初三,还有一排平房呢就是有七八个老师,啊七八个老师。连校长在一起不超过十个人,烧饭的在一起。这个就算中学。我们呢就相当于自己呢到这个中学里当老师去。然后呢当时呢我一进去呢第一天晚上呢就是他们校长开会,欢迎仪式,然后就点的那个煤油灯,当时那个灯泡很暗的,那个电也不好,就点着那个煤油灯,很简单的一个仪式。很朴实的衣服穿得。都很朴实的。不管男的女的。我看去还很年轻,真的跟你们差不太堵。然后就出来热烈欢迎。不知道他们哎,就开始问,张老师,张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复旦大学外文的,她是教西班牙语的,小语种的,还有一个哪里的,啊北大的。那我想安徽小小的一个村庄里面,复旦北大还有一个是安师大的俄语系毕业的教英语,还有一个呢他讲是上海国防师大【?】一个中学出来的,知青也是知青。哎哟我看都是很厉害的,我还是地区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哎呀我想这个厉害的。那么好在呢我也搞音乐,我也喜欢艺术,那么他们觉得哎呦不错,跟他们关系也特别好,啊特别好,因为他们喜欢我弹弹吉他啊晚上,这个很容易。那么我要讲的什么呢,后来就一般的我就教教美术啊教教音乐还有体育课也是我教的,我就不讲里面好玩的事情了,学生真朴实,非常好。然后呢我要讲的呢就是我没有什么作业批改也没什么,就拿着谱子呢就跑到边上山坡,很高的山上边山坡下来,山坡里面我已经看好了,那里有一棵树我经常去的,树的上面啊我就把那个五线谱夹子夹好的,我就在那个上面找一个杈,就把那个夹子挂在上边。就等于是谱架,是谱架咯。我就开始在山坡上边吹,吹第二乐章。当时我每天训练至少要六个小时到十个小时,吹大管,每天都是的,因为我要【???】。然后我就吹,吹第二乐章的时候呢,啊,我就是呢从莫扎特的第二乐章。真正的,那里没有人的,就是在那个山坡,边上我记得还有一条小溪,在流,我在吹的时候一进去,跟自然就这样进去,音乐啊,音乐里面它的表情啊,它的这种旋律,很美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全进去了。所以我感到,啊太美了,而且根据它的这个音符的转折,起伏,这个这个装饰音,还有很慢的,而到第二部分的时候它的主题是重复的,但是呢他就变了个符号,轻,轻,轻,我就开始想到,我轻的时候呢感觉又不一样了,啊很忧伤,那个非常好。所以呢,然后呢吹好了,吹号了以后呢我深呼吸一下,气也差不多哎空气很好,后来呢我就觉得,就那么短短的几分钟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大师能够给我那么美的情感,五六分钟啊,倒过来很多情感进去,而且当时又年轻,所以我就感到我后面的人生,我做事,或者什么,都是大师给我的。因为我后面就像这样走,一不小心就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的,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就像现在当代社会一样的。有很多的诱惑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滋润了我的心,所以这对美的东西啊,好,或者怎么样,还有一个呢毅力,还有一个呢什么呢真诚。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人,实际上这确实是,确实是。因为后面我实际上在走,一步一步怎么样,很扎实,困难也有,遇到的困难比你们采访到的人还要苦呢。所以呢哎后来呢我女儿在法国嘛,在法国,因为一直呢是【???】,后来我到法国去呢,就是托女儿的福我到那里呢去办个展览,跟法国艺术家搞了一个联展,联展以后呢我就想,在那个氛围里面,在上海做不出这个事情,我在哪里呢就是后来我就讲,哎,我想做件事情。我女儿听我讲这个就说好啊,她讲这个事情好呀这个这个。做件什么事情呢?我等展览结束以后呢我就跟我女儿一起到巴黎的最大的一个琴行,最好的,买了一根著名的做的黑管,价格比较贵,这也是我人生中间吹的最好的一根管子。前面吹的都是比较,啊,都是国产的。我买好以后呢在那里试音,包括在那里,买好了以后呢我满意了,哗!就直接​到奥地利去。到奥地利去。我到奥地利去干嘛呢?我就想我要到莫扎特的坟墓去吹黑管,我要到莫扎特的坟墓去。因为我有幅作品我创作了一幅作品,是呢放在画册里面的,然后呢是悬在莫扎特的雕像,就在维也纳的雕像,放在前面的。哎呀我想如果这样人不去有点假,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也不知道后来,我现在知道了,你现在不去“我以后还有时间”,没有时间,有的东西就那么一次,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然后呢我下车呢我就去,莫扎特那里去,去了以后呢在我那幅作品我也写了一句话,就是呢在它背面,背面,就是呢谢谢,谢谢您,教会了我的音乐。那么我在路上呢在这个维也纳的路上呢买了一束鲜花,然后呢就在公墓里面送他墓前,那个雕塑很漂亮,然后以后呢,我们就把布拉开,我们买了很大的一块布,上面都讲叫他们签字的。我所以在想我今天没带来,如果带来的话你们帮我签一下这个事情连得起来的,因为这个事情小朋友这个哦对了哦这个莫扎特的东西,莫扎特他知道的呀,从他那边这么过来,这里边是有延伸的,真的是有的。就讲哎所以讲呢哎,我就吹黑管。那么边上呢有人就看到,诶一个亚洲人还不知道哪里的,胆敢在维也纳吹,哦,但是莫扎特真的我就是很诚恳的,我讲这一生我怎么过来的就是你这个人我很【??】。所以我就我要感谢他。(徐老师那您就是刚刚您描述到的您出神的那五六分钟后来就只体验过那一次吗?后来还有没有再有,就是吹那个)很多,经常的,因为你打下基础了,比如讲,比如讲我现在换个环境,我现在在这里吹,我又有一种很美的情感,比如讲哦,会产生这么一个东西,因为音乐这个东西非常高级,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好多会搞音乐,他们搞得很高的【??】,他们,这个是比较。然后呢我就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呢我是真诚的,然后呢放了这个,当时呢想的就是请你留下你的故事,或者你签个名,我也不管有没有人来,我也不管我吹得好听不好听反正我就这么干了,啊,我谢大师我是真诚的,这是我觉得这一辈子我,事情跨度那么长,几十年,我一定要去做哎有这么一次机会抓住了就要去做。哎,这个真的非常非常,而且非常个人化的,没有一点点杂念,我就做了这么件事情。(掌声)我最好再做一个是,后来第一个上来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爷爷抱着他的孙子,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听了,因为我女儿在就跟他讲跟他讲什么什么。他们懂的我在吹莫扎特的东西,曲子,一听之后哦怎么回事呢他就马上就签名了。我呢正好也曲子基本上差不多了,他在那纸上就签名了,签好以后呢就起来了,讲,讲,你怎么在这里做这个事情,很好,因为他要丢欧元的,我是不要,后来我讲了以后呢他讲哦我还有小孙子,我来帮他签。再签了两个名。后来呢有恋人呢走过。后来呢有个女的走过来,走过来,就丢了两欧元,她当我艺人了丢我两欧元,然后呢一分钱不要,还给她,你就签名,在我这个签名。所以我做这件事我毫无保留的,我也是随便讲,这也是社会,希望你们这个记住。谢谢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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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艺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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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5年11月21日

地点:上海女子青年会所二楼

主题:新加坡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艺术选择

文稿整理:梁捷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冒雨来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是外滩美术馆,为了我们现在正在展出的展览所做的讲座。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六位入围艺术家当中有三位都是来自东南亚,所以我们在接下去的讲课当中都会围绕东南亚来进行各种的讨论。

我们今天的讲座是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现在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梁捷博士,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新加坡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艺术选择”。下面我们用掌声邀请梁老师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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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梁捷】:非常感谢那么多朋友今天冒雨来听这场讲座,也感谢外滩美术馆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我定的题目叫做:新加坡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艺术选择。我自己在新加坡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讲一些我在新加坡观察和阅读的东西。我对新加坡算是稍微做过一点研究,也和部分新加坡、马来西亚学者朋友有过一些交流。希望今天的演讲能揭示一些对于新加坡、整个东南亚以及对于我们中国都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张很典型、很商业的新加坡夜景照片,网上可以找到,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美观。这幢建筑的名称是新加坡滨海湾的金沙酒店,里面包含了非常奢侈、设施一流的赌场。我觉得可以提醒一下的是,这片地方在2005年之前完全是一片海滩,甚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陆地,这座最高、最奢侈的五星级酒店在十年前自然完全不存在。它仅仅在这几年才建立起来,而且迅速变成新加坡的标志。十年前大家都喜欢用“鱼尾狮雕像”作为新加坡的象征,但今天大家都更喜欢用金沙酒店的照片。所以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的时候还是非常贫困,但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人均GDP几乎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他每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都非常高,这个酒店也是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标志。201510291014547858

每次看到这幢建筑我都觉得很感慨。因为当年李光耀说过一句话,“只要我活着一天,新加坡就别想开赌场!”时过境迁,新加坡看到澳门的博彩业高速发展,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而老邻居马来西亚也在云顶开设赌场,非常赚钱。李光耀在几年前毅然拍板,新加坡也要开设赌场,而且是世界一流的赌场,硬件上一定要压倒云顶。

于是就在这个奢侈的金沙酒店里开设了赌场。而且赌场里采取反向歧视政策。即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进去,不要钱。但是新加坡本国人进去,24小时要100块新币,很高的价格。特别还出台一些有意思的措施,那些管不住自己的人,自己或者家人可以申请“禁足令”,就是到了赌场门口,门卫检查证件后不让你进去。所有措施的目的就是新加坡本国人不要赌,尽量让外国人来赌,新加坡赚钱就好。前两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世界博彩业,在赌博上人均消费最高的国家,第一名是澳大利亚,第二名是新加坡,很多人都想不到。展示这张照片,因为我觉得金沙赌场充分体现了新加坡灵活、投机的政治经济政策,同时也符合大家对它的想象,一个纸醉金迷的洗钱天堂。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今天会讲到的几个问题,一开始我先简单介绍一些新加坡的基本状况,包括地理、人口、环境和公众居住的情况等等。这些基础背景下,我再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认为对新加坡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历史问题,第二个是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个是艺术选择的问题。我会把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上,最后是一个简要的总结。

有必要先给大家看一下新加坡的地图。新加坡真的很小,严格来说,新加坡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它的北面是马来半岛,跟着一个很小的柔佛海峡,通过一个两公里长的长堤相连,即新柔长堤。我们看这幅更大范围的地图,新加坡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点,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跟马来半岛没有完全连起来。这边是印尼的苏门答腊岛,隔着马六甲海峡。这边是东马来西亚,整个这个岛过去叫做婆罗洲,北面属于马来西亚,包围着文莱苏丹国,南边则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总共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西马来西亚,一个东马来西亚,地理上隔海相望。再往上就是越南和柬埔寨,这里是中国的南海。我们过去在地理教科书上看到所谓九段线包围的南海,这里是南沙群岛,这里是教科书上说的中国最南端曾母暗沙,它就在这里,距离东马来西亚的古晋等城市非常近。新加坡则是在这里。我觉得这个地图很重要,我们可能看到新加坡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再看新加坡本身的地图,它主要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岛,旁边还有一些零星小岛。这些小岛不太重要,但印尼等国一直盯着新加坡,就怕新加坡填海造地,扩大国土面积。

新加坡岛西边这一半是山区比较多,还有树林,东边是相对比较平坦,开发得比较成熟。新加坡整个居住人口是500万人左右,东部和中部市中心相对比较富裕,西部比较贫困。最东边这块叫樟宜,二战时曾经是监狱,现在则建设成为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机场之一。新加坡的西部,在几十年前还是一片树林,有很多的树林、农作物。据陈嘉庚等商人回忆,一百年前整个新加坡的北部一大半地方都种了橡胶林。这几十年随着新加坡城市化的进程,他的农业基本上已经被取消,农民被强制性地转变为工人。尤其是新加坡的西部和西北部,过去有很多的农村人口,但是新加坡在70年代成功地消灭农村人口。当时西南裕廊地区要建设工业,缺乏劳动力,就把西北地区农村人民强行迁到裕廊做工人。现在新加坡自身的城市化是100%,完全不存在农业,所有的粮食、农作物、吃的全部都是进口。新加坡已经不存在农民,全是城市人口。在马来语中,农村叫做“甘榜”,卖的“甘榜鸡”就是走地鸡,比一般的鸡要好吃一点。新加坡这些年来,广播、电视里经常会怀念“甘榜”精神,就是农村友爱、互助关心的那种桃花源场面。新加坡已不存在甘榜,就说马来还有一点,还那么淳朴。可前些年新加坡专门有人去拍摄了纪录片,记录70年代甘榜人怎么变成工厂人的,最终这些片子都成了禁片,很少有人看到。新加坡需要“甘榜精神”但并不需要甘榜。当年把农村人变作工厂人,从情感上让人有一些难过,但在残酷性上还是没法与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比如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做法是把城市人变作农村人,结果导致了巨大悲剧。

在历史上,新加坡并不是那么城市化。因为在历史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联系非常紧密,存在很多农业。新加坡中间是山区,周边有农田,城市只在入海口很小一片地方。直到一百年前左右,新加坡的山上还有老虎,有野生动物,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基本上新加坡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我们也可以想象,因为新加坡的北部和马来西亚联系得比较紧密,新柔长堤一过来就是新加坡最北部。所以新加坡相对比较贫困的人群,或者大陆外劳、马来人、印度人之类的,往往聚集在北部。东部可以说是富人区,前面说的金沙就在整个岛的中南部,也是新加坡传统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新加坡的基本地理状况。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人口结构。新加坡总面积716平方公里,总人口526万,其中新加坡公民占327万,占62%,永久居民54万,非居民146万,也要占到总人口的28%。所谓非居民基本就是外国国籍的劳工,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印尼人或者菲佣等等。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外劳占到整个人口的28%,接近1/3,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对经济、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新加坡的社会运作都需要依靠这些外劳,一些脏活和累活总要有人做吧。新加坡开巴士的司机基本都是外劳, 建筑工人基本都是外劳,新加坡那么热,一般的户外工作非常辛苦。逢年过节的时候,比如中国春节的时候,大量中国人、马来印尼华人都回去过节了,新加坡人的生活就会出现很多不方便,超市、食铺不开门,这个状况跟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都比较接近。所以外劳在新加坡人口中比例这么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加坡的服务水平和生活环境。我们不妨与日本做一个类比,日本的外劳非常少,基本不会批准外国人来做巴士司机、建筑工人、餐馆服务员等。它固然可以减少外劳带来的很多社会治安问题,但这对经济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所以外劳一直是新加坡城市经济里非常核心、有趣、富有争议的问题。

在新加坡全国人口中,华人占 75. 2%,马来人占 13. 6%,印度人占 8.8%,其他种族占 2.4%,其他种族就是一些西方人,应该也包括巴基斯坦人等。因为印度人太复杂,有时候可以算进去,有时候不算。新加坡如此的人口结构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新加坡一直是东南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1965年独立的时候,华人已经占到75%到80%左右,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比例。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华人较为富裕,假如你不对他们进行干预,华人比例自然会逐渐下降,这样马来人、印度人的比例会上升。以马来西亚为例,1957年独立建国的时候,华人比例可能有4成,但现在肯定在3成以下了。以色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犹太人持续减少,用什么种族来平衡比例不断提高的阿拉伯人?如果族群总量的平衡不做好,可能会导致很多严重的政治问题。新加坡政府他是有意保持这样的比例,始终希望华人能占到70%到80%之间这样一个主流地位。如果华人的比例下降了,新加坡政府发放永居资格的时候会进行控制。华人最大的后台就是中国大陆,毕竟中国有十几亿华人。所以新加坡如果想要招收一些高素质的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在批准哪些人给他们永居资格,哪些人要给公民资格的时候,政府都会有意的考虑这样的问题,使得华人始终保持这样的比例。马来人和印度人基本上也是保持这样的比例,这个比例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马来人我这里也列举了很多类,高度复杂。所谓的马来人其实包括了马来人,爪哇人、武吉斯坦人、邦加人、米南加保人等。之前我和一些朋友们讨论过马来西亚的问题,马来西亚本身就有10来个苏丹国,历史上是一团散沙,根本没有统一的马来西亚或者马来亚概念。一直到50年代马来亚建国的时候,这些不同的苏丹国才变成了一个马来亚联邦。严格来说,那些马来人也是属于不同的族群,当然现在我们把他们统一理解为是马来西亚人,都是穆斯林。但在历史上,他们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文化习俗等等,内部认同也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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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族群结构

同样的,如果我们对印度有一些理解的话,就会知道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居住的印度人里面包括了泰米尔人、旁遮普人、锡兰人、锡克人、古吉拉特人、孟加拉人、泰卢固人、帕坦人和僧伽罗人等等。当我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讨论印度人的时候,和在印度讨论印度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印度人主要是印度南部的人,也就是以泰米尔人为主。所以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政策上照顾印度人或者是考虑印度人问题的时候,使用的语言都是南印度的泰米尔语,而非印度本土流行的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印地语。印度最南部的最大邦叫泰米尔纳都邦。历史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照顾了大量的泰米尔人到马来亚来开锡矿和种植橡胶等,和中国的下南洋很相似。新加坡有那么多泰米尔印度人,有这个历史原因。

我们了解现在印度的话,就会知道印度的南部和北部差异很大,语言、文化、习俗都有不同。比如说泰米尔人过一个节叫大宝森节,是印度南部的重要节日,印度北部就不过这个节。现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都邦,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都会过这个节,印度北部却不过。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以观察和了解到一些印度南部的一些特殊现象。

终于讲到我们最熟悉的华人了。华人可就更复杂了。我这里列举了华人的一些基本情况。最基本从祖籍的地域可以分成福建帮、潮州帮、广州帮、客家帮、海南帮和三江帮。如果宏观地分,按照中国省来划分,就是福建人和广东人。我们知道福建人和广东人是不一样的,差异很大,要是更仔细地微观划分,比如说我们知道广东人里有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他们的语言习惯都不一样的。而福建人里面比如说厦门一带的人和福州人,或者和最南边、靠近福建广东交界地方的客家人,他们的习惯也不一样,海南人则又是另一种习惯。而且所有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人的语言差距很大,例如海南话和闽南话的差异非常大,很难相互理解。虽然我们可以宏观地把他们分为马来族、印度族和华族,但一定要意识到他们内部的复杂性。

但现实中,在历史上,在19世纪,从中国迁移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他们相互之间并不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来、我们都是华人而关系就变得非常友好。华人内部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在中国的时候,福建人和广东人之间的矛盾就非常激烈,但地理上隔着很远,倒也还好。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理上必须混杂在一起了,他们没有理由把关系变得更好,反而会把在中国就存在的分歧带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华人之间语言往往不通,所以他们之间协调不同祖籍、地域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三合会。三合会是黑社会,也是洪门的一种变形形式,它反而变成协调华人移民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组织。

同时我这里也要说一些宗教状况。由于民族不同,不同国家的人宗教信仰也不同。现在马来族99%是信仰伊斯兰教,华人里面38%信仰道教,34%信仰佛教,印度人57%信仰印度教,22%信仰伊斯兰教,还有12%倒是信仰基督教。以我们最熟悉的华人为例,这里列的38%的华人信仰道教,听起来有些意外。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很多种民间宗教都统一归入了道教,比如有些人是信仰马祖的,有些人信仰三太子,有些是信仰各种各样我们很难叫出名字的宗教,在统计上都属于道教。尤其在福建也好,台湾也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好,不同的宗教之间相互融合,所以很多宗教我们已经很难明确的归为佛教或者道教,很多宗教都采用变种的形式,变得非常复杂,在统计上我们把他归为道教,但实际上可能是差异非常大的。比如一贯道,核心精神是白莲教的,在统计上应该归为道教。但一贯道也和儒教、孔教有密切联系,我知道新加坡也有历史悠久的孔教会,它在统计上如何归类?我没有去调查,但我估计也归入道教,至少它不会属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吧。新加坡宗教问题很有意思,但今天重点只能讲它的文化,没法多展开了。

以上就是基本的人口状态。我们更微观地看一下,所有这些新加坡人,他们住的状况是怎么,怎么住的?这是我找的一张照片,很典型的新加坡的建筑,官方称为组屋,就是一组屋子,跟我们的宿舍有点类似,但组屋的条件总比宿舍好一点,往往是两室一厅、三室一厅这类结构,这也是新加坡最主流的居住方式,目前新加坡有85%的人都住在由政府统一建造配制的组屋的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能力买商品房,大概只占15%左右。极少数有钱人会去买高价的商品房,别墅,这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这也使得新加坡的住房问题,和我们熟悉的香港的住房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况。香港同样作为一个小岛,作为几百万人口的群体,由于土地供给受限,使得香港房价炒得很高。新加坡85%的人都住在组屋里,所以新加坡的房价并不像香港的房价那么容易炒作。房价的运作模式和香港不一样,香港是一个更市场化的,更容易被操纵的环境。新加坡的组屋非常难于炒作,因为政府对这个组屋有太多的控制,政府规定只有是新加坡的公民才可以买组屋,只有拿到新加坡的永居资格,才可以二手市场买组屋,青年人只有结婚才可以买组屋,不结婚不能买组屋。所有这一系列很严格的条件都能打击房价泡沫,使得大多数居民的居住情况都还处于政府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政府在每一栋祖屋里也采用了明确的配制方式。华人在每一栋组屋大楼中不得超过 87%,马来人不得超过 25%,印度人不得超过 13%;总体来看,政府就是强迫华人和印度人和马来人居住在一起,虽然在新加坡也有历史上形成的唐人街,又叫牛车水,这是历史上华人聚集得比较多的地方。同时也有印度人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在新加坡有一个地方叫小印度。同时也有马来人聚集区叫武吉士。但是现在都不可能了,政府从选举政治角度考虑,也不会容许太多同一族群的人居住在一起。新加坡的政治选举中,选区控制的能力绝对世界一流。从更大范围的来看,新加坡在组屋里强迫不同族群的人按照指定的比例混居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解决了大量问题。中国一直有人倡议,比如在新疆一些地区,能否参照新加坡的组屋模式强迫大家混居。实践表明这是极为困难的,只有新加坡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新加坡在各个方面都用这些很小的、具体的手段来保证促进各个民族的融合。比如在地铁上的报站,广播里会坚持使用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各说一遍,保证不偏不倚。在所有宣传的电视节目和广告里,政府会强制规定,如果有华人出现的,也必须要有印度人、马来人、穆斯林人和女性出现。新加坡政府就是要追求族群融合,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手段来推行。

再简单地说一下新加坡的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今天也来不及展开。很多学者都认为,在早期的新加坡社会结构里,方言组织、宗亲组织和秘密会社,是早期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但是我们知道在1965年之后,所谓的秘密会社在新加坡已经几乎绝迹,宗亲组织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语言才成为新马华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里讲的秘密会社主要是以三合会为代表的社团帮派或者叫黑社会,属于洪门。马来人、印度人、日本人也有自己的社团,影响力不如中国人的社团。除了洪门,其他华人社团也曾在新马一带设立分部,但影响力不如洪门。社团在19世纪非常重要,在20世纪初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行动都受到了秘密会社的直接资助或者间接帮助。新加坡有晚晴园,槟郎屿有大量孙中山遗迹,都是明证。但新马的秘密会社不断遭到打击,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后,这个秘密会社已经很难有自己的存在的空间。而所谓的宗亲组织就是我们熟悉的比如说福建会馆、海南会馆、湖广会馆等等,这些会馆在一些地方还是在搞活动,但他们客观实际的影响力已经在下降。因为背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都在变化。过去大家出门都要靠亲戚、朋友、老乡,到一个地方先找会馆投宿,所以新加坡最早卖海南鸡饭的店都开在一条路上,当时叫海南二街。但时过境迁,会馆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能跟当年相比,所以现在大家觉得语言问题反而成为新马华人关注的核心问题。我接下来想讨论的问题和举的例子也主要围绕语言的问题,尤其是华人的语言问题,欢迎大家指正。

我首先列了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新加坡政治大事年表,给大家简单的读一下,介绍一下、这里面也有太多的故事,有很多有意思的变化趋势,但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只能过一遍。我觉得把这些事情作为背景,大家做到心里有数,会有利于我们讨论后面的问题。历史问题以后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继续讨论。

我们从1819年开始算新加坡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职员叫来福士登录新加坡,开始管理新加坡岛,一般被认为是新加坡历史的开端。来福士也被认为新加坡之父,从此新加坡的历史开始与马来、印尼等隔开。

1826年,英国海峡殖民地成立。当时的海峡殖民地包括新加坡、马六甲与槟榔屿,也就是马来半岛的三个岛,或者是三个点,并不包括整个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主要由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直接管理。

1942年,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及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日本对美国宣战,已经发动了轰炸珍珠港的行动。日军在1942年初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占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同时他也有军队占领缅甸、打败了中国远征军和英国的军队,一直带往西打到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和当时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对峙,这就是缅甸战场的情况。这是一个基本状况,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到1945年时候,英军和中国军队从缅甸这里开始反击,美军从海路反击,最终由于美国人投放原子弹使得日本投降。在日本投降之后,英国人重新回到新加坡,解散海峡殖民地。英国人回来以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独立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所以1945年开始是整个马来亚开始寻求独立的起点。这个时期,印度人也在谋求独立,而马共为代表的地下武装不肯放弃武装斗争,马来半岛硝烟弥漫,英国人焦头烂额。

到1953年,新加坡修宪,开始享有一定自主权。这时候印度已经独立,中国已经建国,马来亚也正走到民族独立的关键时刻,新加坡不大有人关心。

1959年,新加坡进一步取得自治地位,人民行动党的领袖李光耀很偶然地出任了新加坡的首任总理。这里我特别列举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开始酝酿把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沙捞越、北婆罗洲合并。我们前面看到的马来西亚现在总体可以分为西马和东马,所谓的西马就是马来亚地区,东马是沙捞越和北婆罗洲地区,在1961年之前,他们本来都是独立的邦,之前则因为不同原因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但并没有天然地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动力。东姑和李光耀一直在商量新马合并事宜。从1961年开始酝酿合并,新加坡经过全民投票,于1963年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到了1963年这个时间点上,整个西马和东马才统一的变成了一个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邦仅仅只有两年的时间,到1965年,马来西亚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经过投票,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的说法是反过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从而独立建国。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只有两年时间,1965年,新加坡认为自己独立建国,也加入联合国、英联邦和东盟等等,执政党至今始终是人民行动党。现在的新加坡一直认为他们建国的时间就是1965年,今年正好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是李光耀,当年建国时就待在新加坡的人被称作“建国一代”。李光耀执政的政党就是人民行动党,到今天都没有变过。到1990年时候,新加坡发生第一次总理交替。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党交替,只有总理交替。李光耀退休,由吴作栋来接替李光耀的位置。吴作栋执政10多年,在2004年时候,吴作栋又把总理的职位交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的第三任总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015年8月,新加坡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就在建国50周年前几个月,李光耀重病去世。现在新加坡的人均GDP已达5.6万美元,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就是我今天演讲内容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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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新加坡进入和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期间,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主要涉及到的话题,是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到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前后一段小历史。所以我们现在不妨看一下,思考一下,新加坡进入和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期间,新加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加坡只有一个主流政党叫人民行动党,其他小政党无论历史还是现状都无法与之相比。从这个政党的名字就可以想象,它在政治方面是相对激进、左翼,而且当时的人民行动党属于一个名为工人联盟的左翼阵线。在历史上,人民行动党和著名的马来亚共产党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总体来说可以视作一个左翼政党。而在人民行动党内部又可以分成了右两翼,左翼政党更为激进,以林青祥为代表。而李光耀为代表的,处于的位置是人民行动党的右翼,所以总体来说他是一个左翼代表当中的温和派,或者左翼政党当中的右翼。当时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他非常急迫的希望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盟。他背后一直在考虑具体问题,早在前些年马来亚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地下游击,成为干扰马来亚统治的一个非常关键因素。而新加坡作为马来亚与印尼之间的缓冲极为重要,一定要防止新加坡落入左翼统治者之手。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讲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情况,有些朋友之前讨论过马来亚的情况,大家如果有兴趣,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讨论的文字和录音之类。

总体来说,1950年到1960年之间,马来亚执政的主导权在马来人的手里,虽然马来亚有三个族群,就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但是三个族群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主要的政治权利是掌握在马来人手里,马来人的政府一方面是要寻求在英国殖民者手里独立,一方面要反对的是当时激进的左翼,就是马共,马共当时在5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投入了地下的游击战。马来西亚定义将马共定为恐怖组织。马共在整个西马半岛上活跃了几十年,从40年代末开始打游击,一直打到80年代末,毁了几代人但从来没有被完全剿灭。1989年华玲会谈结束之后马共的领导人陈平才最终率领军队走出丛林,向马来西亚政府投降。

我们现在在讨论60年代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应该想象到的政治背景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这片半岛上的执政党背后始终面临农村地区游击队的侵扰,刚刚从英国人手里独立的马来亚还不稳定,国内华人、印度人也都有想法,印尼虎视眈眈。所以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非常担心新加坡也变得左倾,他希望能由李光耀左翼政党当中相对右翼、相对不那么激进的领导人来领导新加坡,把新加坡并入到马来西亚联邦里。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的右翼领袖,当时的人民行动党里有一派是左翼里的左翼,最重要的代表人叫林清祥。林清祥和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里非常突出的两个领导人,先是共同打击右翼政党,把新加坡领向左翼。他们的背景其实很不一样。我们知道李光耀是客家人的后代,他的华语非常糟糕,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他几乎不会说国语,但他英语非常好,他是剑桥毕业的,又有法律背景,善于打官司。西方人也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对手。

而林清祥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他是福建人,可以说非常好的闽南话,和工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强的演说能力和动员能力,所以林清祥是一个更亲民的形象,而李光耀是海归的、剑桥毕业搞法律、说英语的华人大律师形象。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林清祥更有脱离人民行动党的迹象。所以1963年,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前,李光耀联合马来亚联邦和英国殖民地政府联手发动了一个行动,他援引的一部法律叫内部安全法令,简称内安法,逮捕和拘禁超过120名左翼活动分子。逮捕的人中间就包括了其他社会主义阵线、人民党、工会、大学生等,其中包括了他的同一个党的同志,包括林清祥等,还有很多人未经审讯被关押多年。林清祥在1969年签署一个声明表示这辈子不再从事政治,然后被放逐出国。到了80年代,林清祥回新加坡治病并住在新加坡,直到1996年去世,但林清祥直到去世也没有再发表什么与政治、历史有关的言论。新加坡政府的官方说辞一直说林清祥勾结左翼马共恐怖分子,直至最近,总理李显龙说到有人想为林清祥翻案还非常激动。

冷藏行动抓的人里,有一个犯人非常著名,叫做谢太宝,从1963年就被拘禁,一直到90年代才被李光耀批准驱逐出境,坐牢时间长达32年,过去大家都觉得南非的曼德拉坐牢时间很长,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而这个新加坡的谢太宝做了32年。所以我们看出新加坡在1963年进入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退出,在这一进一出的过程中,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新加坡的左翼人士、包括人民行动党的左翼被清洗,失去了政治上的地位。新加坡虽然后来在1965年被马来西亚联邦踢了出来,李光耀至少在新加坡已经没有任何的政敌,他的对手都已经在冷藏行动当中被清洗掉了。所以虽然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被驱逐,势单力孤,变得独立无援,但是至少他在政治上变得相对稳定,李光耀可以非常有力、高效地控制新加坡的局面。

201510291013414382这就是李光耀青年时候的照片。这是他去世时候,时代杂志给他做的封面。新加坡很多地方下半旗来纪念李光耀,人民更是自发地排队来瞻仰李光耀的仪容。很多人认为李光耀生前独裁,人民对他的印象不会很好。但他死后,大多数市民还是自发来祭奠他,感谢他提高了新加坡人民的民生。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影响非常大,影响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他从1965年开始牢牢的统治新加坡的政治,虽然1990年以后很大程度上已经退休,并不直接干预政治,但是他的地位摆在那里。2004年以后,他的儿子李显龙执政。虽然是他儿子执政,但李光耀的光环影响在新加坡是无所不在。

李光耀对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的看法,非常微妙。这里我简单摘抄了一段李光耀自己说过的,对新加坡的定位和看法,李光耀不喜欢新加坡华人这个概念,他认为新加坡还有很多组织在用华人、华裔这样的概念来界定自己,但是他觉得这对民族团结是有害的。李光耀坚持认为新加坡的情况很特殊,人口中百分之七十五是华族后裔,“我们是华族的后裔”,可并不是华侨,我们的家就在新加坡,而不在中国大陆。他非常警惕新加坡华人把自己定义成华人,把自己定义成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的人。他非常强烈地希望新加坡的华人建立本地认同,新加坡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的华人并不等同与中国的华人,因为新加坡还包括了马来人和印度人,是这样一个民族融合的团体,所以绝不能简单地用华侨、华人这样的概念来界定。

李光耀自己本来是客家人,会说英语,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他会说日语,语言天赋不错。可是他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闽南话,而李光耀的主要政敌比如林清祥的那个,全部都精通各种各样的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潮州话等。但李光耀等到1965年的政治稳定之后,自己其实也非常努力的学习了普通话和闽南话。但是总体来看,李光耀晚年的普通话还是非常糟糕。80年代他竟然开始推广“讲国语运动”,自己还出过一本书介绍自己学习国语的经验。但他的国语还是说得很糟糕,他主要使用的语言还是英语。

前面说的这些都是新加坡的历史背景,接下来是我想重点讲的故事。我认为新加坡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叫作南洋大学。我们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单一语言环境里,对语言、文化问题不够敏感。比如我们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用中文上课,考试时候考卷是用中文出题,答题时候用中文答题,面试的时候是用中文面试,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少数民族如藏族、维族的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因为用普通话对他们是一个问题。一旦放到了海外,这个状况就变得更不那么天经地义了。严格来说,现在整个全世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能够用华语或者中文上课、考试这样的大学是非常少的,既使是在香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坚持上课的时候能使用国语上课,考试时候能使用国语考试的学校,也只有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其他大学上课都规定上课需要用英语,考试的时候是使用英语,只有香港中文大学规定两文三语,就是上课时候可以用国语、粤语和英语来上课,考试的时候可以用中文、英文考试,这是这个学校特意坚持的。

在2005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调过去一个校长叫刘遵义,他希望推行国际化标准,把香港中文大学也改造成为一个用纯粹用英语授课和英语考试的学校,在香港中文大学遭到了师生的强烈抗议,轩然大波,这个改革最终没有推行下去。即便是这样,现在也只有香港中文大学这样一所大学。香港以外的其他地方,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洲,我们效果找能够用国语来上课、考试的学校几乎是没有;一直到前些年,马来西亚才有了一些大专性质的学校。要建设华文、华人大学,而不是什么孔子学院,实在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新加坡历史上曾经有一所华人学校叫南洋大学,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值得大书特书。本来在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没有大学。在二战之后,1945年英国人回到了马来半岛,觉得有必要在马来半岛上兴办大学。所以1949年,英国人提议要办一所马来亚大学。当时马来亚大学需要两个校区,一个建在新加坡,另一个建在吉隆坡。因为当时新加和整个马来半岛广义上都属于马来亚,所以把这两个校区都称为马来亚大学也很正常。马来亚大学是完全使用英语教学的大学,跟所有西方大学接轨,与中国教育毫无关系。

英国人创办了马来亚大学之后,华人终于开始产生自我教育的觉醒。马来半岛上有这么多的华人,华人最重视教育,早在康熙乾隆年间这里就有私塾。190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转变,西方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出现,但马来半岛上变革的节奏要慢一点。有一些华侨领袖如陈嘉庚想到了办大学,但那是回到厦门故乡去办大学,而不是在马来本土办。马来本土至今尚未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华人大学。华人的小孩从小学中文,从小说中文,虽然也会说英语,但中文是他们的母语,他们接触国语读、写中文的机会更多。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能够用中文上课、中文考试、给新马华人继续学习中文的大学来帮助他们。华人领袖们深知这个大学几乎不可能得到英国殖民者的帮助,也不可能得到马来人的帮助,只有靠中国人自己。

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华人社会用自己的力量创办华文大学,满足华校高中生毕业继续深造的需求,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南洋大学从此开始萌芽。陈六使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早种植橡胶的一代橡胶大王,和陈嘉庚齐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华侨领袖。由于中国有厦门大学这样的大学,我们对陈嘉庚的状况比较了解。但在二战之后,新马一带影响更大的华侨领袖不是陈家更而是陈六使、胡文虎以及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因为1929年世界经济大箫条之后,陈嘉庚的橡胶厂几乎全部倒闭,陈嘉庚实际上已经破产。所以陈嘉庚虽然作为一个华侨的精神领袖与中国大陆有着密切联系,政治上有号召力,但是实际上他的经济能力已经谈不上在华人社区里有足够大的影响力。后期陈嘉庚向厦门大学的捐款资助,主要也是来自于他的女婿李光前。

陈六使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华商,在5、60年代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财富。他倡导华人用自己的力量办华人大学,这个大学就建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所面向的学生当然不仅是新加坡的学生,也应该招收来自于马来亚和新马华人,或者来自东马比如沙捞越、沙巴的华人,或者印尼的华人高中生等等。所以1953年1月下旬,陈六使宣布,福建会馆用自己的资金在新加坡西部郊区裕廊这个地方购买了三千亩土地,兴建大学使用,奠定了创办南洋大学的根基。

说到裕廊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地图,这个裕廊相当是在最西边这块,这块完全是一个山区的地方。当年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就是从裕廊登录。后来裕廊逐渐变成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业区,前面说到的将甘榜农民转变为工人,就发生在这片地区。这片地方仍在开发之中,地铁都是在前些年才修建到这里,可以想象当年南洋大学校址的偏僻。新加坡的市中心在这块,几乎没有人去西边的山区。所以陈六使还可能完全利用自己和福建会馆的钱在这里买了土地。据说当时这里还没有道路,工人需要把山区里很多地方给平整,然后奠定了校园的状况。现在的南洋大学校址让人觉得仍然是在山上,当年的地形肯定就更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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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

1956年3月,南洋大学举行开学仪式。当时这个校园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不管怎样,陈六使说我们先要开学,先招生,所以1956年开始招收学生办大学。陈六使办大学的时候,他自己担任校董,大学终究需要一个校长。陈六使打算请本来燕京校长胡适或者本来清华的校长梅贻琦来做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胡适和梅贻琦都流落美国,都还有空,但是胡适和梅贻琦都没有到任,婉拒这个邀请。最终陈六使决定聘请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林语堂来作为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事实上林语堂做得不是很好,他对南洋大学认识也有问题,观念也有分歧,大手大脚地花了华侨很多钱,影响和效果都不是很好。所以林语堂最终离开了南洋大学,南洋大学就另请人做校长。南洋大学后来历任校长时间都不是很长,一般四年一届,也没有特别有名气的学者,我这里就不多罗列了。南洋大学现在已不存在,而对历任校长的功过得失也没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述。

不管怎样,南洋大学校董、全体师生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创了这么一所大学,也坚持从海内外聘请了高质量的师资。当然师生都是以华人为主,整个学校的教育也是坚持以华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进行,可以说华文也可以说英文,学生既要考华文也要考英文,会提供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这样课程,也有很多现代化的科学课程。这是南洋大学基本建校的理念。南洋大学朝向一所华人的综合性大学努力,可是它从建校开始就面临了很多的困难。这张照片是现在重建的当年南洋大学的校门,也算是新加坡著名历史遗址之一了。我们知道现在南洋大学这块位置,就是我们熟悉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完全是在南洋大学的遗址上重建,但是它的本质、它的运作模式和它的历史传承,这一切都已经和南洋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隔断的,只是在一个共同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联系。校名听起来叫南洋理工大学,跟南洋大学差不多,但跟当年的南洋大学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这个校门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在这个原址重建的这样一个校门,位置是对的,但从实际情况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这几年有很多老的南洋大学校友建议,尽快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名称改为南洋大学,政府表示反对。而很多校友更激烈地反对,如果把南洋理工大学改成南洋大学,那反而真正地抹杀了南洋大学的历史,搞得它好像从来没有消失过一样。

再来看南洋大学校史。1953年,陈六使创办了南洋大学,在华人圈里引起了极大反映,但是英国殖民者,比如当时马来亚大学的校长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英国人觉得我们本身已经办了马来亚大学,而且我们的马来亚大学里面也会办一个中文系,那不就可以了。他们觉得在马来亚大学里面办一个中文系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华人再建一个华人的南洋大学。很多西方人和华人学生也都赞成这样的观点,在英文报纸上都发表了很多这样的文章,提出兴办南洋大学费用浩大,政府可能不承认毕业文凭,办学本身也会非常困难等等,都是说辞。然后希望坚持华人教育的那些发起人如陈六使等能够知难而退,不再继续坚持下去。但当时马来亚的很多华人领袖倒是支持陈六使。马来亚最重要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工会,当时领袖叫陈祯禄,他个人非常支持陈六使办这个南洋大学。同时新马这一代的华人、华侨的领袖,比如林文庆,李光前,胡文虎等等商界名人也都出钱出力。

林文庆是老一代华人领袖,来福士书院毕业生,做过孙中山的私人医生。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以后,特别邀请林文庆去当校长。从20年代一直到30年代,厦门大学的校长一直是林文庆。林文庆在二战期间忍辱负重跟日本人周旋,保护了很多新马华人。在他晚年,看到陈六使兴办南洋大学,林文庆个人是非常支持的。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外甥。陈嘉庚破产以后,他后来对厦门大学的捐款,或者他的一些活动主要的资金都是由李光前来资助。李光前是真正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一代的华商领袖,后来新加坡主要的商业银行如华侨银行,背后都有李光前的出力。胡文虎是当面与陈嘉庚齐名的华商的领袖。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很多人用的一种清凉油叫虎牌清凉油,最早配方就是胡文虎发明的,影响非常大。新加坡还有一处著名豪宅叫虎豹别墅,也是胡文虎当年的宅子。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南洋大学从1956年开始计算,建校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可以直接把最终结果告诉大家: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李光耀总理宣布撤销。它从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1980年左右,当中经历了1963到1965新加坡加入和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的过程。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南洋大学的整个历程,从刚刚建校,怎么一步步走向最后,到1980年被李光耀关闭。

南洋大学开学不久,新加坡的教育部长就指出南洋大学没有向政府申请颁发学位的权利,所以南洋大学的学位不被承认。当时政府认为南洋大学的教学质量不能保证,不能证明你教出来的学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资格,所以政府不会承认南洋大学学生的资质。为了确认南洋大学有这个办学能力,南洋大学自己提出,希望新加坡政府聘请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评议会,一起来审查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南洋大学会接受这个评议会调查的评估。于是在1959年的时候,南洋大学与政府都推移聘请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叫白里斯葛。以他为首,带了一群学者对南洋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估。1959年7月,白里斯葛等人经过全面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历史上称之为《白里斯葛报告》。这份报告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连篇累牍地对南洋大学提出严厉批评,引导人们怀疑南大毕业生素质,以及否定南大存在的价值。这份报告出来就引起了华人的强烈抗议。

白里斯葛的主要观点是,南洋大学培养出来学生,他们的英语和马来亚大学学生的英语相比较,南洋大学学生不够好。此外,南洋大学学生的某些专业课的素质也不够好,从西方学术标准来看就是不够好。但白里斯葛完全没有考虑到华人自己的情况,比如华人都是读华校出身的,虽然生活在新加坡这种话语和英语的双语环境下读书,但是你的英语确实是比起一些只说英语的那些学生差一些。如果你专业课的考试,完全以英语的水平来衡量,考卷完全是英语思维,华人学生的成绩肯定要差一些。华人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能说明华人大学生的素质就差。但在白里斯的报告里,他认为这是南洋大学非常致命的问题,办学质量不够,使得学校的毕业文凭的含金量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由于华人对《白里斯葛报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非常不满,李光耀就说政府还会派另一个学者,名叫魏雅聆,再做一遍评估。魏雅聆会重新组织一个委员会,重新对《白里斯葛报告》进行审订,重新对南洋大学的状况进行评估。魏雅聆的报告很快就出来,结果却是跟《白里斯葛报告》几乎一模一样。《魏雅聆报告》一方面主张用马来亚大学的标准来改造南洋大学,另一方面主张用英语取代南洋大学坚持的华语、英语双语教学,变成更规范、更一致的英语教学。这个建议引起舆论大哗。因为在华人看来,南洋大学创办的初衷,就是因为马来亚大学不能收容华人学生,不能给主要说华语的学生一个深造机会。所以南洋大学就是要创办一个给华人说华语的学校,本质上是因为这点才要兴办南洋大学。现在反过来还是要求用英语取代华语,完全按照《白里斯葛报告》和《魏雅聆报告》的要求来办,那南洋大学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只需要向马来亚大学校长说的,在马来亚大学里开一个中文系就可以了。

《白里斯葛报告》和《魏雅聆报告》是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但让华人担忧的深层问题是,李光耀政府一直有将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合并的意图,同时政府也利用打击南洋大学的手段来对华人的社团更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大家知道李光耀主要政敌都是华人,尤其是李光耀的政策在南洋大学为代表的这样地方受到强烈的批评。工人的子弟,左翼的青年人全都聚集在南洋大学里,这是整个新加坡左翼活动的大本营。南洋大学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大学,同时它也蕴含了大量的政治意义,而李光耀组织《白里斯葛报告》和《魏雅聆报告》,名义上是要批评南洋大学的办学质量,而实质上更深层的恐惧是南洋大学里聚集了很多左翼的华人青年,对他的统治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必须藉此加以打击。所以表面看起来,两份关于学术水平的审查报告是一个学术问题,深层的原因则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时媒体对南洋大学办学争议发表过很多的报道,比如星洲日报在1960年发表社论,认为《白里斯葛报告》和《魏雅聆报告》这些言论,并没有让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前途有明确的认知,反而增加了不少的混乱,令人非常焦虑。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支持的媒体在社论里认为,南洋大学的问题不可以拖延,必须马上解决,学生的教育不能耽搁。实际意思是南洋大学的教学质量非常差,不能给学生足够质量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在这个背景下,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邦,前面提到的抓捕林清祥的冷藏行动发生。政府也就在这个时期,1963年宣布取消南洋大学理事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也就是在政治上宣布陈六使不再是新加坡人,又取消了南洋大学的机关报等等,也逮捕了很多学生和毕业生,对南洋大学的高层领导做了针对性的打击报复。

在新加坡已经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后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和南洋大学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政府同意,南洋大学只要能有力地改善教学质量,政府就会给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这里插入提一下,1959年之前,马来亚大学本来有两个校区,一个在新加坡一个是在吉隆坡。1959年的时候,新加坡的分校从马来亚大学改名为新加坡大学,变成一所独立大学。地方在新加坡,名称叫新加坡大学,自然在管理上也隶属于新加坡政府。所以1964年政府说,只要南洋大学的教学质量改善,政府就会给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同时也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还会说服马来亚中央政府也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学历。政府也暂时同意南洋大学继续以华语为教学,不要把变革做的太激烈。

但是经过前面说的折腾以后,通过有效的剥夺了陈六使的公民权以后,实际上,南洋大学的主导权已经掌握在李光耀为代表的政府手里。如前面所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已经在改变,在政治上,李光耀清洗了左翼的对手如林清祥等等;在文化上,李光耀通过这些手段,很大程度上开始控制南洋大学,使得南洋大学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左翼青年自由聚集、自由发表言论、大量出版反动报纸的地方。南洋大学的反抗精神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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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

到1965年的时候,李光耀继续找人进一步评估南洋大学的教学质量,然后就搞出了第三份报告,称为《王赓武报告》。王赓武现在是新加坡国力大学最资深的学者,国际知名。他在6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学者,后来还担任过香港大学的校长,在澳洲国立大学当过高级研究员,他本人是历史学家,研究在东南亚的历史,尤其是华人华侨的移民史,同时也研究中国大陆的历史。他在学术上非常有造诣,影响很大。但是他在南洋大学被关闭前后所起到的作为,却引起很大争议。1965年的时候,以他为主导出具的一份报告名为《王赓武报告》,影响很大的,现在也被认为是李光耀后来继续关闭南洋大学最直接的一份依据报告。

在《王赓武报告》里,大家发现他的立场、观点与前面说的两份报告非常接近。王赓武认为南大至今仅担负起一个非常有限度的任务。即南洋大学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南洋大学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它至今只容纳国内华文媒介学校的学生,王赓武觉得这个任务太偏狭,需要调整。归根到底,王赓武仍然对南洋大学的定位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南大的课程须有适当调整,以保证国内各个渠道教育出身的学生都能得到南大存在的益处。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不能精通三种语文,至少应精通两种与国家发展有关的语文。

所以归根到底,王赓武还是认为南洋大学学生英语不够好,还是认为南洋大学不应该把华语摆到一个过高的位置,至少把华语和马来语、英语摆到同等高的位置。但华人对此也还是非常反感,因为显然《王赓武报告》完全没有考虑到南洋大学为什么会成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所大学。华人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了十年,可没有一份报告真正愿意面对这个问题。王赓武还认为:我们认为在南洋大学在给予马来西亚华文媒介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这方面,仍须扮演一个角色,而且使得开设一些科目用华文为讲授媒介语。然而,只精通华文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的选择。总而言之,王赓武就是认为南洋大学过于倚重华文,而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当时李光耀已经掌握比较大的权力,所以从《王赓武报告》开始,南洋大学就开始遵循王赓武的报告的进行改制。当然一切都是在李光耀的暗示下进行改制,南洋大学不再追求彻底的华语教育,越来越偏重英文,甚至尽可能少用中文,与它的初衷越行越远。

1966年以后的南洋大学已经和当初兴办的南洋大学有很大的不同。1974年,南洋大学遵照新加坡政府意志,开始停止在马来西亚招考新生,这又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的基数比新加坡大得多。马来西亚有两千多万人口,新加坡只有3、4百万人口,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本来南洋大学相当一部分生源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孩子,但是现在新加坡政府通过这个手段切断了它最主要的生源。政府还放宽一线,说马来西亚持有剑桥高级中学会考证书,也可以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政府会批准马来西亚、说英语说得很好的或者是非常西化的学生进入南洋大学。只要英语足够好,学生仍然可以读南洋大学。但如果人家都说得很好,何必再来读南洋大学呢。华语说得好,英语不够好的马来华人学生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到了1975年,南洋大学更进一步,除中华语文科目外,其他学科全部改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以贯彻新加坡政府“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的教育目标。这个举措已经和当年初始的定位完全不一样了,倒是符合过去马来亚大学校长的那句话,只要在马来亚大学开设中文系就好了。现在虽然名为南洋大学,但实质上已经变得是个西化的大学了。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还在后面一步步推动。1978年开始,所有南大新生被安排在武吉知马校区,与新加坡大学联合校园上课,为合并南大做准备。李光耀提出,为了南洋大学的学生能够更好的提高素质,融入社会,大家就不要在新加坡西面的裕廊那个偏远校区学习了,大家一起搬到市中心来,跟原来的新加坡大学一起成立一个联合校区。不管是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还是南洋大学的学生,刚刚开始本科的前几年,大家都在这个市中心联合学习,这个校区的教学当然全部都是英语,要考虑新加坡大学的学生情况嘛。在理论上,南洋大学的学生还可以在高年级之后搬回裕廊,继续中文学习嘛。

1977年李光耀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南洋大学改革为用英语媒介大学所遇到的最主要障碍在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南洋大学学生必全面进入英语的环境才能掌握英语。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把南洋大学的学生从西部的裕廊校区搬到市中心。当然这一举措必然使得南洋大学的校园变得日益箫条,人迹罕至。本来就是郊区,又把所有新生都抽走,校区还怎么可能热闹。到了1980年,李光耀图穷匕见,直接至函南大理事会的主席,提出两点:南大裕廊校区非常箫条,南洋大学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师资; 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根据目前的状况,李光耀主张两校合并,成立一所新的大学,名字就叫作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大学的师生再怎么反抗也显得非常无力。最后他们得到李光耀的一个承诺:在1992年之前,原址上会建立一所新的学院,名叫南洋理工大学。师生得到这个承诺之后,终于同意关闭南洋大学,结束了南洋大学短暂而光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片,这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现在一般人认为新加坡有两所最重要的、水平最高的大学,一所叫新加坡国立大学,另一所叫南洋理工大学,其中水平更高,师资更优厚的学校无疑是这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它的校区更靠近市中心。而新加坡国立大学建校的背景,师资来源,其实就是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两所学校的优秀师资合并的结果。南洋理工大学只不过是利用了原来南洋大学这一片的校区。所有师生早已搬走,留下一个空壳。李光耀80年代末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小、以理工科为主的学院。经过这些年的经营,学术和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仍然以理工科为基础,偶尔稍微也会有一些文科以及社会科学,包括中文系。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文科仍然非常弱,都是这些年重建的学科,与当年的南洋大学的学术传统已经没有任何的关联。

前面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通过南洋大学这个案例,来探讨新加坡的文化、语言状况,及其文化、语言在政治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新加坡的政府在1965年之后从没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完全是由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执政,看似顺风顺水,但实际上暗潮涌动,我们就说了很多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这里再简单提一下新加坡的华文媒体。华文媒体所遭受的打压与南洋大学的经历非常类似,早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有两份重要的华文报纸,一份是《南洋商报》,另一份是《星洲日报》。前一份是1923年由陈嘉庚创办,后一份是1929年胡文虎创办,这两份报纸本来就是历史悠久,都曾邀请非常著名的主编、主笔来编辑。由于这两份报纸都是华文报纸,自然会关心中国大陆,立场也都偏左。这两份报纸在二战之间停刊,二战之后复刊,然后报社在新马的编辑部分家。1971年,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批评了政府,李光耀立刻抓捕了南洋商报的高层人员,然后不断对他们整顿,到了1982年李光耀就把两份报纸合并,变成了今天熟悉的《联合早报》。这张照片是很常见的《联合早报》的报头,它的性质跟我们今天的《人民日报》已经很接近了,都是非常官方的报纸,甚至还有一部分在北京印刷,可见它稳定的官方立场。这就是总理李显龙,是很典型的报纸形象,在新加坡随处可见,我相信看这个报纸的人也会觉得无聊,因为它完全是官腔十足的报纸。我们在新加坡更喜欢看一些华文的八卦小报。但这些八卦小报在稍微大一点的问题上,政治立场上,也都和《联合早报》高度一致。

1979年,总理李光耀突然发起“讲华语运动”,还出版了一本书《学语致用:李光耀中文学习心得》,开始讲华语,非常奇怪。我这里尤其要强调突出的是,这是“讲华语运动”。我们觉得讲华语就是讲华语嘛,实际上李光耀潜在的台词是禁止讲方言。新加坡以福建人为多,大家日常见面说的都是闽南语。李光耀的讲华语运动,背后的潜台词是禁止闽南语,引得大家怨声载道。在台湾和马来西亚非常流行的闽南语歌曲、闽南语的电视剧,在新加坡都不能直接播出,都必须要用华语配音。闽南语歌曲的MV不能在新加坡直接地播出。据说在电视里,这些MV可以放出,但不许有声音,非常滑稽。所以新加坡出台了许多很奇怪的措施。但李光耀终究没法全面禁止方言,至少大家日常说话会用闽南语,这你没法管吧;每年中元节那么多歌台,大家的表演都还用闽南语,在歌台上唱歌用闽南语,这你总没办法。但至少在李光耀可以控制的官方媒体上,电台电视台里,都不许出现闽南语节目。而这个运动,名字就叫作“讲华语运动”。

新加坡的一些华语电台也被打压,或者无法受到政府支持,“自然而然地衰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家电台是原来英国的、后来在英殖民地都有广泛影响的“丽的呼声”电台。它本来有比较多的方言和传统节目,但现在已经关闭了。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自己支持的一些电台里,特意保留了“方言播报新闻”的节目,几乎每个钟点都有5分钟的方言播报新闻,轮流使用闽南话、海南话、客家话等等。我经常觉得主播在用方言读新闻时都读的结结巴巴,不知道有谁真的会听。所以这真是新加坡很典型的状况,要“甘榜精神”而不要“甘榜”,要“方言保护”而不要“方言”。

讲了太多文化内容,最后我简单地讲一些新加坡艺术。大家可以看到,豪华的新加坡美术馆创办于1996年,它号称是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东南亚收藏,收藏规模是6500件。但大家看看我列举的其他美术馆、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北京故宫甚至上海博物馆,藏品都是以万件起论的。所以新加坡美术馆这6500件收藏只是一个规模很少的数量,而且创办于1996年,已经是非常非常晚近了。我这里并没有嘲笑新加坡美术馆的意思,但希望提出值得反思的一个核心问题,新加坡美术馆或者新加坡博物馆应该收藏什么样的东西?这其实是非常核心的概念。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国的玉器,中国古代书画,新加坡美术馆是不是应该收藏?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东南亚的艺术?类似的,日本古代的东西,西藏的佛像,缅甸的佛像,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东西,是不是属于东南亚艺术品?

我们知道整个东南亚本身是移民社会,大熔炉大杂烩,它的文化都是从印度、中国以及西方海外传进来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东西。它不像中国,或者是印度、日本可以追溯自己的传统。东南亚是热带,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传统,即使有也都消失了。吴哥窟可以算,婆罗浮屠可以算,可那都是别的国家的遗迹。印尼、菲律宾等都是岛国,文明散落在不计其数的小岛上,一直到1500年左右开始全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到今天的菲律宾,你已经分不清楚本土和外来的差别。你在界定自己收藏东南亚文物的时候,必须要问,什么叫东南亚的文物?或者你在书写新加坡历史的时候,也要追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新加坡的历史?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文明算不算新加坡的历史,印度几千年的历史算不算新加坡的历史?一定要从1819年来福士登陆开始算吗,那样的话,可没有什么历史太悠久的文物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

20151029101456912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全新的、1996年才兴建的新加坡美术馆,以及背后的艺术生态。由于新加坡主要是华人社会,我也就重点讲华人艺术,暂时忽略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艺术创作。在华人看来,对南洋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国艺术家是徐悲鸿。徐悲鸿在2、30年代在南洋一带待了很长时间,留下很多作品,也指导很多本地华人学画和收藏。我们现在知道徐悲鸿对中国大陆的艺术的影响很大,背后主要是很多政治上的考量。虽然是旅法画家,但徐悲鸿的艺术风格更偏向左翼,偏向写实,他也更多受到左翼领导人的推崇等等。我们早就在重新反思和认识中国艺术史了,自然也不能用这老一套来看待新加坡、南洋艺术。我们要用一个现代艺术家的视角来看待新加坡艺术,你不能说徐悲鸿是新加坡人,不能说他是东南亚艺术家,不能这样说。我们得跟随新加坡人自己的眼光,挖掘新加坡本土的艺术。这个工作既难也容易,因为新加坡弹丸之地,华人就这么多,画画得更少,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在新加坡的华人群体里,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早期的艺术先驱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张荔英,她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完全是画静物油画一路,受塞尚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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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抗

另一派则是被很多人讨论,现在在拍卖会上价格也很高的几个人,被称作“南洋华派”或者“巴厘画派”。代表人物的就是这几个,陈文希、刘抗、陈宗瑞以及钟四宾这四人,毫无疑问都是华人。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巴厘画派,是因为1949年这四个人组织去印尼的巴厘岛写生,回来创造出大量所谓有“南洋风格”的作品,办了一次联展,一举成名。这四个人的实际风格有明显差异,作画手法也不一致。大家习惯上把他们归类,主要还是看中他们所共有的“南洋风情”。我们来看几张作品。比如这张是很典型的刘抗作品,其中有多种元素,既有西方油画特征,也有南洋风情。所以巴厘画派就是一个综合性、大杂烩的东西。这是典型的陈宗瑞的作品,当然这可以看出他有中国水墨的东西,也受到岭南画派的影响。这幅画的名称是“甘榜”,所以这幅画的意思是,“我画的是马来的农村,但用的还是中国的水墨画的风格”。

巴厘画派都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有的也加入了一些中国的东西,又结合了南洋特色的热带风情、景色和人物形象等等。这样的艺术状况发展到60年代,新加坡人开始反思,尤其60年代南洋美专的学生在思考,我们要不要发扬中国传统水墨的传统,从水墨画进去,来创造有新加坡自己特色的艺术?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焦虑。新加坡艺术家没有胆识继承什么“文人画传统”,只是觉得用水墨,就已经是华人对西方最有力的抗争了。这种水墨传统在新加坡的7、80年代创造出很多作品,引起很多争议,但也培养了很多学生。但总体而言,这种艺术风格逐渐衰弱。到最近的2、30年,新加坡的南洋美专后来改组为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学院里已经基本上没有学生在学水墨的东西,后继无人。我个人觉得最后一代影响比较大的艺术家叫蔡逸溪,他前几年去世了,但他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的还挺高,可以认为是新加坡南洋水墨传统里面最后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最后我来讲一则与艺术收藏有关的小故事吧。这里我列举了四个被大家认为是新加坡从60年代建国到现在的最重要的中国传统书画收藏家,所谓的“四大收藏家”。这四个收藏家主要收藏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书画,当然也包括瓷器、家具什么的。但在中国人的视野里,最重要的收藏一定是书画。这几个人都是华人,我们看到他都起了什么什么斋这样的名称。而且这几个人,前两个都受到徐悲鸿比较大的影响。像比如说陈之初,他死后的一些收藏现在捐给新加坡的一个美术馆,另一些流到拍卖行里。他收了大量任伯年的作品,这批收藏有一定的水准,就是受到徐悲鸿的指导。大家都知道徐悲鸿是任伯年最狂热的粉丝。而这个黄曼士是跟徐悲鸿关系最好的收藏家,收了很多徐悲鸿的作品。总体来说,他们的收藏作品现在看起来水平一般,我们在中国各地都不难找到水平足以跟他们媲美的一些藏家。他们的收藏经历了一代,也就散失了。

尤其值得提一下的是第三个,就是刘作筹虚白斋的故事。1992年的时候,虚白斋主人刘作筹自己已经收藏了大量的水平相当高的中国传统书画,决心捐出来。刘作筹曾经拜黄宾虹为师。所有我觉得他的趣味、鉴赏能力、鉴定能力都非常不错。1992年,他岁数不小了,希望把自己这些收藏的作品打包捐给新加坡的某个美术馆。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收藏里有非常齐全的明四家如唐寅、沈周等的作品,有四王四僧的作品,有系统的松江画派的作品,有系统的扬州八怪的作品,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很有品位、眼光,堪称艺术史教科书式的收藏。任何时候放到市场上,价格都会及其惊人。虚白斋的作品非常有规模,有700余件明清古画(也许还有宋元,不大清楚),很了不起。他想一下子全部捐出来,可当时新加坡还几乎没有美术馆。他问了几家美术馆和机构,竟然没有一个美术馆愿意全部接收。因为新加坡的美术馆多追求国家化。在他们的自我定位里,并不认为新加坡美术馆应该接收这种中国传统的艺术。各个美术馆和国立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不觉得这些中国书画应该放在新加坡,或者对新加坡的文化艺术具有价值的,作为新加坡人,刘作筹咨询了一圈以后没有新加坡机构愿意接收,他非常非常失望,最后选择全部捐给香港艺术馆。香港艺术馆大喜过望。我们现在可以去香港艺术馆,专门为虚白斋开辟了一个专馆,就叫“虚白斋书画收藏”,里面陈列的都是刘作筹捐出来的画,大家有空可以去看。我觉得收藏水平非常高,一举提高了香港在中国传统古代收藏的地位。

刘作筹捐完之后,媒体上马上报了出来,在新加坡引起非常广泛的争议。当然有很多华人觉得痛心疾首,认为这应该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收藏,结果反而捐给了香港。但也有人说,新加坡当时确实没有一个适合收藏展出这些作品的博物馆。严格来说,直到今天,新加坡还是没有一个适合收藏展出这些作品的博物馆。新加坡确实不一定要收藏这些中国书画。新加坡的当代艺术已经发展得很不错,因为跟西方接轨,有非常好的文化环境和美术馆建设,有可以跟纽约、上海相媲美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但是在传统这块,新加坡管理者仍然拒绝接受和展出中国传统艺术。很多人说,如果新加坡博物馆真的全面接收来自中国的沈周、唐寅的画,那是不是也要全面搜罗印度很早以前的一些石雕呢,这恐怕都是问题,这也是新加坡艺术、文化工作者不断要反思的问题。

好,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今天有一些提问的时间,大家可以举手。

 

【提问】:你好,我姓甘,是上海华人出版公司的主编,这次我想跟你交流的问题是,研究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单独从他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讨论,可能有点大。举个例子,谈到南洋大学在1969年改制的问题,你在讲座里提到,他主要受到王赓武报告的影响,然后李光耀突出了改制,但我得到的另一个信息是这样的,我去年看到一个讲座,是商务艺术馆驻新加坡的总经理做的一个讲座,他当时调查了新加坡的华文图书市场,以及华文教育历史之后,他在讲座里是这样说的,他说华文教育曾经在新加坡比较受重视的,但在1966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因为当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影响非常大,国际上都非常关注,当时新加坡的政府当局,尤其是李光耀他就注意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又非常惧怕中国文革的运动,这个火焰会烧到新加坡去,毕竟中国跟新加坡的华人之间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他隔离个文革影响的考虑,决定把华文学校简缩,尽量让他改学英文,这是商务艺术团驻新加坡的总经理在他的调查报告里提到的一点,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观点就是,讨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候,实际上除了考虑他本身国内的三个因素以外,还要考虑他的环境影响,中国对新加坡的社会是有影响的,是跟你沟通这样的观点。

【梁捷】:我完全赞同,不光是中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尼都对新加坡有很大的影响,1960年文革期间,李光耀规定新加坡的公民不允许到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环境也非常封闭,外国人一般进不来。直到70年后期,李光耀自己去了一次中国。他在回忆录里说,他去过中国以后,回到新加坡后马上主张新加坡开放,鼓励新加坡人士回去看看中国。过去他不让大家去中国,主要是害怕大家去中国就被赤化。但70年代后期,他觉得中国经济非常糟糕,而新加坡已经比中国好很多,新加坡人如果去了中国以后,反而再也不想回中国了。因此他觉得新加坡完全可以放开了。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孤岛。如你所说,受中国影响很大。但更直接一点,我觉得它受到马来西亚的影响更大。马来西亚一直有马共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在跟政府拉锯作战,在6、70年代更是风起云涌,不可捉摸。所以这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左翼运动感到恐惧的原因。所以出于这些考虑,李光耀一直在努力地打压华人。但到了1979年之后,他觉得一方面马共游击队的势力已经变得边缘,中国的文革也已经结束了,反而是经济开始发展,南洋大学也不存在。所以李光耀很灵活地开始推行了前面说的“讲华语运动”,开始鼓励新加坡人多说华文,新加坡整个的社会里,当中有一代人的华语非常差,因为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被打压华语,从小只能说英语。反而是80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成长环境里,说华语受到鼓励,所以他们的华语反而又恢复了一点点。谢谢!

【提问】:这个提问里是身份认同,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好像新加坡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新加坡人,要突出这一点,所以我想他在艺术上并不完全认同,中国水墨画之类的书画艺术作为他们国家的代表,所以使当代艺术从这个起点上发展出来成为他们自己的,新加坡的艺术,是不是有这样一点,我就想问问新加坡,我们中国人到那边去现在比较多了,有没有像香港一样,我们这里的人在香港也有比较大的矛盾,也就是说新加坡把自己一方面说自己是新加坡人,另外在华人圈里,他们又有什么特殊的华人的概念,和香港和台湾有什么区别,谢谢!

【梁捷】:最核心的不一样就是政治不一样,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不一样。因为香港和中国的关系是“一国两制”,这是很特殊的关系。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建国已经50年,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在政治上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到香港用的通行证和到新加坡用的签证是不一样的。新加坡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它的人口结构里,除了华人以外还有马来人、印度人,新加坡所通用的语言包括了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所以新加坡虽然华人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可以感受到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但华人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只是社会结构当中的一部分,毕竟有这么多的印度人、马来人在那里。就像你说的,新加坡突出自己的认同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或者是华裔,这确实跟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反而可能强一点,因为他们会觉得华人在马来西亚更受到压制。但在新加坡,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政治的独立性,中国没有办法直接影响新加坡。

【提问】:我是去年作为访问记者到新加坡的移民,我刚才听了讲座以后,我主要感兴趣的是南洋大学,因为我是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我在那里的感觉是,他们推行的英语,包括他们现在提倡的中文,他们称为华文,他们就是有一个更国际化的眼光,很多的人因为来自不同的族群,马来、印尼,还有泰米尔,如果我们同学当中交流有一个外籍,你势必要用英语交流。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特殊族群的构成,所以他务必要尊重每一个人进行交流,所以他英语的交流,他推行的做法,我的感受当中,我觉得蛮有必要的。在整个国际交往当中,也是对年轻一代,在经济、文化、政治这方面的交流也是通用的。

但是对我们一些华族人,很多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所以他们也很关心祖国大陆的发展,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比我们看到的东西好像更多,而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些弊端,他们有时间更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希望,因为我接触到一些上层的人物,我们跟他聊起过我们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就说会说,你们是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问题,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表达,所以我感觉新加坡人,特别是华族对我们祖国,他们其实内心当中是很热爱的,我的感觉是这样。

【梁捷】:对,感情确实很复杂,而且高层和底层的感受也不一样。因为新加坡很多东西被压制,很多东西不能自由表达,很多东西变得很微妙。我第一次去南洋理工大学的时候,看到它最主要的一个图书馆是一幢中式建筑,名称是“王赓武图书馆”。我当时感觉非常震惊!王赓武给那个图书馆捐了很多书,那个图书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的感觉就是在岳王庙里给秦桧弄一个纪念碑!反差太大了。我当时问了很多南洋理工大学的老师,包括中文系的老师。很多老师也表示很奇怪,但他们也都只是私下里说。而且毕竟大家都是后来的,没有人是直接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前面我说了很多南洋大学的历史,老一辈的华人大都知道。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感受比较深,因为我的导师就是当年南洋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出国读书,但现在他的整个学校已经没有了。他很豁达,觉得也没什么,我比他想不开。

我知道很多南洋大学校友还在聚会,还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像前面这位老先生也提到,新加坡和香港比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香港还是有很多的社会运动,有游行、有抗议,但新加坡是没有的。因为游行是违法行为,在脸书上骂总理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新加坡有很多东西很难表达,包括我前面说的谢太宝坐牢30多年,这些东西在这里可以说,在新加坡反而不容易表达,表面看起来,新加坡一直很比较和平、稳定,欣欣向荣,其实很多民众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出租车司机也会表达一些很激烈的政治观点,这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提问】:关于前面那个红衣服的女士讲的,华语观点我有几句话想说,我没有意思要冒犯你,我觉得您的意思首先是站在西方价值观的角度上来想问题,华语这个概念是为什么,比如说美国他们讲美式英语,美国以前也是英国人,现在在美国为民众们普示的时候就变成了美式英文,就是说在美国文明最为强势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国力最为强势,那么当他输出他的价值观的时候,他就会说出这样的概念,就是不是我们说的种族主义的感觉,就是输出那种英文,他们是用英语,但他们是用美式英语的概念,就是说虽然我们用一样的语言,但是我们的人跟你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是推行一种种族分裂,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用词准不准确。

这位女士我觉得你内心深处有一种想法,我们现在中国文化不够普示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西方文明,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像他们这样做,我们就是错的,那么如果说美国的文化真的具有包容性,他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用中文去教课,这很奇怪,但华语这一个词就能证明一个文化的不适性,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是很认同,因为如果他真的有不适性,他应该能接受,包容所有的观点,而不是强制的去输出,他自己的文化。还有香港跟新加坡的区别,应该是经济方面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香港的政治,政府里以前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官员,他们自己到现在为止,思想上,行为上其实都不独立,不比新加坡,新加坡其实新加坡人治新加坡,港人治港,其实港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治港,以前他们也没治过,现在也还是不会治,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梁捷】:我也讲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在新加坡教中文,他有时候对学生说,我们说的中文,其实包括了很多种中文,有大陆中文,也有台湾中文,香港中文,马来西亚中文,新加坡中文等等。有一些大陆来的学生当时就接受不了,当场站起来反驳,“中文就是中文,哪有那么多中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包括我们学的英文也是。真的到不同地方以后,我自己感受到,我们学的英文,美国的英文,英国的英文和印度的英文,日本的英文,新加坡的英文,真的都不一样。新加坡的英文往往夹杂了很多了闽南话、广东话,肯定还有马来话,只是我不大懂。反正就是一种融合语言,这也是一种英文,英国人、美国人一开始反而听不懂。所以在这种多元环境下,多元性的重要性自然会凸显出来。

【主持人】: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提问就到此为止,今天梁老师其实用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帮大家梳理了一下新加坡的历史,他和附近几个国家的关系,以及他错综复杂的华人历史和现在的现状,其实在我们的展览当中,东南亚的艺术家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身份作出了非常多的诠释以及表达,融汇到他们的个人艺术创作当中,希望大家在讲座之后走进美术馆去观看这个展览。因为这是一届大奖,所以我们在本月的26号会公布大奖,最终获奖的艺术家,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这个事情。我们在12月当中每个周六都会有一场关于东南亚的讲座,会牵涉到马来西亚,牵涉到柬埔寨等等这些国家的艺术的现状,和他们国家的状态。我们还是用掌声来感受梁老师的分享!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美术馆的活动和展览,谢谢!

(结束)

松本哉博客:在定海路看到大岛站前的中之桥商店街!!!

2015年9月16日,定海桥互助社在名为松本哉号召建立“东亚文化圈笨蛋地下文化“喝酒+宵夜+谈话的借口下召开了隆重的日中团聚、经验分享和夜宵啤酒大会

苏州、武汉、台北等外地赶来的笨蛋们和上海本地笨蛋一起,在互助社一楼听取了来自高圆寺的东亚名人松本哉先生用东京口音表述、由上海青年张斌璐用关西口音日语和上海口音普通话交替翻译的演讲,以全方位感官调动的体验方式跟他追溯了日本社会1990年代以来抗议形态的演化史,尤其是松本所推崇和实践的笨蛋抗议大法(学名“笨蛋地下文化大作战”)的经验。

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后,每个人都有了一些争做笨蛋成为笨蛋以笨蛋为荣的奇妙感觉和心得;于是前往定海路平凉路口著名笨蛋大厨缪老板的无证夜排档“缪记鱼汤面”(此处是广告你信吗哈哈哈),老板亲自下厨并提供三箱啤酒和书法作品,为这个东亚笨蛋小圈的定海夜晚画上完满的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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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7号
在上海的贫民街看到了Kitakore大楼!
(日语原博客链接:http://ameblo.jp/tsukiji14/entry-12074367820.html#main)
从重新开发的过程里不断遭到破坏的区域中脱身而出,还没被破坏的街道。
这跟80年代都营地下铁线、西大岛站、大岛站附近的商店街有着同样的风景。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啊!!!!!!!!

特征就是建筑物很破。不过,来往的人和店铺的朝气不是一般蓬勃。
一晃眼,就能看见不知不觉中接近的恶(最近建起的高层大厦)。

出现了!!大岛站前的中之桥商店街!!!
啊,不对!这里是上海!

额,那边看到的是北砂小区?!小名木川快出来见我!!
啊啊,跟小学生时看到的风景一模一样!!
但这里是上海。

哇!这不是学校老师说的“这里千万别靠近啊”的龟户五丁目小巷吗!!!!
知道了,知道了,这里!站着手握棍棒的黑手党守门人,流着血倒在地上的人就在这里!!!
但这里是上海。穿过商店街,不小心就进入了有着这样氛围的艺术空间“定海桥互助社”!

这里!不错哦~!!
三层的旧居民楼改造的。一楼是多功能活动室。二楼作为作业场所使用,有时做做展览。

三楼能住人。
太对不起了,貌似有人住在这儿,不小心就拍了照!
好舒适的样子。

完全一片混沌,面临重新开发的区域,景色不要太好了。
小屋子和小屋子连在一起,实在太棒了。周边一带全是这种感觉。
从一个口出来又是一条小巷,简直像迷宫一样。高圆寺的Kitakore大楼,再加油个20年也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2-
2015年9月17号
欢迎来到上海地下社会!
(日语原博客链接:http://ameblo.jp/tsukiji14/entry-12074383516.html)
活动结束了,庆功宴庆功宴~!!

前往活动中提问的那个中华料理大叔的店!
亚洲常见的那种路边小店,直接摆摊在街上。在车道上喝的酒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右边是子杰。和他是5、6年前武汉一别后的再会。武汉的这货是那个荒谬绝伦的地方“我们家”附近的人,现在隐居在上海。傻 气 全 开,凉拖短裤骑着自行车,异常符合他的形象。其反骨精神绝对不容小觑。
左边是何子。满世界到处乱跑的艺术家。和她有着很奇妙的缘分,在香港初会。第二次见在北京,第三次她来高圆寺玩耍,这次我来上海,她又刚好住在这里,是第四次碰到。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是哪里人。总之是个很high的人。

出现了!笨蛋翻译小哥!翻译小哥不时透出的关西腔,而且举动完全是漫才师的样子,完全增添了笨蛋的感觉,真是棒极了!特别是严肃的话题也会被弄的很欢乐。接下来他要挑战柄谷行人的口译!

2、3年前在台北一起喝过酒的育君(中央)出现了!台湾的艺术家,碰巧来了这边。世界太小了!
占据后方的是,法国过来的傻气全开的Alex。音乐呀艺术呀各种各样搞过不少,视网络为眼中钉,总是在策划着一有破绽就毁灭网络。
中华料理大叔大驾光临了。
“国家跟国民是不一样的!你是伙伴!”醉着酒跟我说了近30遍。
声音很低沉,让人放不下。

特别大方,酒什么的都是免费提供的。大家都喝得烂醉,快结束的时候,“哎,你们喝了汤再回去”,给大家发了汤。
恩,这货可不是一般人。
最后说道,“松本下次来上海的机票我来出”,不是一般的大方。
然后就错过最后一班电车了!
泪目,完了!住的地方不是一般远!

还没多惆怅几下,店主说“兄弟,我朋友现在过来送你回家,放心吧”。
来的是个开着高级车的20多岁小哥。短发,瘦身衬衫,很精干。全身散发着“只要接了命令,我都什么都做”的气场。问了以后发现就是包雇的司机。
恩…上海的多元文化水好深。。。